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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1930年12月底，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龙冈战斗中，红军一举全歼军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敌师长张辉瓒也被俘虏。而比俘虏张辉瓒更具价值的，是战士们打扫战场时意外发现的两坨“铁疙瘩”……

　　1930年12月上旬，在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黄陂镇，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召开会议，决定实施打破敌军重兵“围剿”的“诱敌深入”之策，研究了战略反攻问题，史称“黄陂会议”。会上，总前委书记有一段形象的论述：我们集合兵力在自己的家门口来打这一仗，是因为熟悉这里，又有老百姓拥护，而敌人远道而来，地方不熟，跟着我们转山沟沟，被我们牵得像蛇那样长，首尾不得兼顾，我们看准适当时机，今天截它几段，明日剁它几节，像獾子吃蛇那样，一段一段地把它吃掉。

　　12月25日，“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在宁都小布召开。露台两旁柱子上所写对联可谓激扬文字：

　　不消说，这是“诱敌深入”这一运动战的战法，连对联都是他亲笔写的。不少指战员听说这次来“围剿”的是中央军，内心不免七上八下，听罢潇洒自如地纵论对策，瞬间有了底气，因此喊起口号来气冲丹田：“勇敢冲锋，奋勇杀敌，多缴枪炮，扩大红军！”“活捉鲁胖子、蒋介石！”鲁胖子是指江西省主席、这次“剿匪”的总指挥鲁涤平。

　　十万之敌深入苏区腹地，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来者不善。敌众我寡，四万红军和赤卫队不能硬碰硬，只能智取。大军分作八个纵队，以“并进长追”“分进合击”战法，从江西吉安至福建建宁一线分数路由北向南。各路红军根据既定方针，以少数兵力与敌保持交战接触，引诱加迷惑，使敌人连连扑空，而主力红军则向赣江以东战略转移，隐蔽待机。

　　敌十八师中将师长、前线总指挥张辉瓒不仅放言“吾党与势不两立，此番不剿清，誓不生还”，还沿途张贴“拔猪（朱）毛”画，所经之处，苏维埃所在地几乎被烧毁无遗，群众惨遭屠戮。张辉瓒率部占领东固后，为所欲为。群众痛恨至极，自发组织，把从东固到龙冈的必经之路挖得稀烂。天气时晴时雨，道路也变得坑坑洼洼。九千之敌摔跤加磕碰，东倒西歪，叫苦不迭。仅有六十里的路程，敌人却晃晃悠悠硬是走了三天。

　　12月29日，张辉瓒率其师部和两个旅，在马克沁机枪和迫击炮掩护下渐渐拉开战线，脱离谭道源师的协助，孤军向着永丰县龙冈冒进，还想直驱十五公里外的君埠，那里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他不知道，当晚，朱德、就以签发《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击龙冈之敌张辉瓒部命令》的方式等候着他。

　　第二天早上，龙冈一带雾锁群峰，落叶满山，寒气袭人。张辉瓒踌躇满志地站在山坡上，看着怀表上的时针“嘀嘀嗒嗒”指向7时整，吆喝部队向君埠开进。

　　战斗在一瞬间爆发。战至下午3时，朱德发出全面攻击令，上百支冲锋号齐吹，枪声、炮声、呐喊声一起震撼山谷。风追着雨，雨追着风，无数的树叶追着红军势不可当的脚步，从四面八方拥向龙冈。转瞬间，九千敌军犹如牛鞅子架在马身上——乱了套，成了瓮中之鳖。

　　战斗进入尾声，红四军第十师管理科科长陈茂先是在万功山的一棵大枫树旁发现了一件毛茸茸的狐皮大衣，翻来覆去地看，在胸口上边发现一个指头宽的牌子，见上面写着“张辉瓒”三个字，马上报告赶上来的红十师师长王良。王良掂了掂皮大衣，想到之前望远镜里溃散的敌群护着一个胖子边打边退，保不齐那就是“大鱼”，遂下令立刻四处严加搜索。

　　在大枫树不远处，一簇繁密的杂草显得与众不同，把草拨开，果见草丛下有个被山水冲刷成的约一人深的洞坑，里面黑漆漆的，蹲着个人。几个战士随即围上来，一个戴着眼镜、两手抱着脑袋缩成一团的胖军官惊魂未定地爬了出来，自称是个书记官，还摸出一块用金链吊着的怀表递过来，妄图脱身。

　　恰在这时，王良带着警卫班过来，听了报告，拿着怀表和缴获的手枪看了又看，问胖军官：“你身上还有什么？”

　　从战士刚才的敬礼和报告中，胖军官知道来者是师长，赶紧摸出一支钢笔，毕恭毕敬地呈上：请长官笑纳。

　　王良接过看了看，再盯着对方脚上所穿大皮鞋，又指指他所穿并不合身的普通军官服装，笑道：“除了换穿的衣服，其他可都是你们那头的高级军官才有的东西，说自己是个书记官，那可真是委屈师长阁下了。”

　　王良高声说：“们，你们立了大功啊！这哪是什么书记官，人家就是鼎鼎大名的中将师长张辉瓒！”胖军官这下不装了，腰杆一挺：“对，兄弟就是张辉瓒，我认识毛润之先生，你们带我见他。”确认是张辉瓒无疑，战地群山顿时响起一阵欢呼声。

　　红十师几位战士接着漫山遍野地打扫人仰马翻的战场，很快在一处山坳里意外发现一坨“铁疙瘩”，用手一摇，“嗡嗡嗡”地响，上面刻的尽是洋文，谁都看不懂，说不出是什么玩意儿，也不知道敌人用它来做什么。搬又不好搬，太麻烦了。

　　王良接到报告赶到时，围在那里的一群人正拿石头砸着一坨“铁疙瘩”。“砸不得，砸不得！”王良一边制止，一边靠近看上面的洋文。先后读过上海持志大学、黄埔军校的他，顿时明白了，这是台手摇发电机，是用来给无线电电台发电的，忙说：“宝贝，宝贝。”

　　别人不解，他也不多说，要大家在附近再搜搜，肯定还有东西。果然，在不远处发现了另一坨“铁疙瘩”。

　　王良指示把它们合在一处，欣喜地说开了：“们，这是电台，有了它，以后我们传递命令、互通消息，就方便了。”

　　原来是这么个宝贝，那些欲将其砸毁的战士不禁大惊失色，为自己的无知惭愧，主动承认错误，等候处理。王良说：“不知者不怪罪，今后要注意报告就是。”

　　王良太清楚电台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了。红军成立之初，以游击战为主，对部队间无线电通信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前一年，运动战不可避免之后，亟须各部之间协调配合，对无线电通信的需求如久旱望云霓；半年前打长沙，先到长沙的彭德怀与黄公略部队仅隔一条铁路，却无法通信，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这也使红军指挥员开始意识到无线电通信是行军打仗必不可少的利器。但此时的红军连基本物资都匮乏，遑论电台？是故，多数指战员连电台长什么样都没见过，更别说其功用了。

　　两坨“铁疙瘩”是非同寻常的战利品，笨重到让人体会它的丰厚：光发报机就有二十公斤上下，蓄电池三十公斤上下，充电机也有四十来公斤，还有别的机器零件和汽油瓶等。

　　敌人“送”上了设备，可红军队伍里一时找不到会操作的人。面面相觑中，王良一拍脑袋，说：“俘虏里肯定有人才。”

　　听说一批俘虏经过教育，正陆续领取路费准备离去，王良急了，拿出萧何月下追韩信的速度，骑马赶到关押军战俘的地方。经一番询问，俘虏中果然有隶属于交通兵团无线电第一大队第五分队（番号KFF）、配属张辉瓒十八师行动的十余名技术人员。他们领了红军发给的路费正待遣散，王良当即叫停。

　　他笑容满面地向这些惶惶不安的电台兵说出了挽留之因，红军要利用缴获的电台组建自己的无线电部队，恳请他们留下来提供帮助。他还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红军的宗旨，比较了红军和白军的迥异。红十师秘书长欧阳毅在一旁说：“我们的王师长，出身富裕人家，上过黄埔军校，却一心要为贫苦百姓打出一个幸福安康的天下，所以放着的高官不做，就是要革命到底。”

　　原先心里打鼓的俘虏兵们不由眼睛一亮：眼前这位穿戴平常的人竟是堂堂师长，还毕业于黄埔军校！望着这位和蔼的长官，他们若有所思，又有些害怕，心里直犯嘀咕。王良理解电台兵的心思，也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始终微笑着，十分耐心地解答他们的种种疑问。

　　王良不假思索地说：“绝不拉夫，革命靠的就是自愿，我们是真的革命，就是为建立一个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的新政权而奋斗。”

　　其他人员见状，也纷纷答应留下来，边说边像吴人鉴那样，马上撕掉了军的帽徽。

　　王良见吴人鉴之于这群电报员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关切地问起他的过往，才知这位小自己四岁的江苏青年竟是黄埔六期学弟。

　　吴人鉴自称在家受帝国主义、军阀豪绅压迫，求生无路，入地无门，又不想当土匪，就被抓了丁，因有些文化，1928年2月被选送学无线电通信技术。他在军队时间一长，便听到不少污蔑和红军的谣言，这次被俘后心里十分害怕，不意受到人道对待，还发给路费让回家，这才意识到误解了红军。如今又发现当红军师长的黄埔学长言谈举止令人信服，弃暗投明真正革命的念头顿时像火一样燃烧起来。

　　吴人鉴带头当红军，助燃了其他一时无所适从的队员。他们基本也是被抓壮丁，并派送去学习收发电报和电台维修的。初进军营，每日三操两讲，七打八骂，从打手心、打、关禁闭到打活靶，皆属家常便饭。目睹军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行径，他们深恶痛绝，有心弃暗投明。

　　经他们介绍，王良进一步明白，眼前这坨“铁疙瘩”是一部小功率电台（一台发报机、一台收报机）及其配套的充电机等部件。望着挨了炮火和石头的器材，王良问：“还能派上用场吗？”

　　吴人鉴表示：“可拿来收听敌台的情报。”他当即指挥刘达瑞等人检修机器，架设天线，来测试。几个发报机已被损毁、砸坏，还有一个试后尚可使用，但只能收报不能发报，算是半部电台。

　　一会儿，吴人鉴就把择要抄录的电讯稿送到了王良手中，继而又说收听到谭道源师准备向东韶逃跑的信息。在场人员无不欢欣雀跃。

　　王良拿着电讯稿策马将紧急军情送到总部。看后连呼开眼界，说这是没有纸的报纸，能如此及时获知敌人的行动，简直是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

　　红军有了第一部电台，朱德也高兴极了，说这是今后克敌制胜的一宝，解决了我们的一个心病。他叮嘱王良尽快组建起一支无线电队伍。

　　1930年12月31日，在龙岗战斗中缴获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台收报机（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龙冈战斗，是中央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中的首胜，以辉煌的胜利给1931年新年献礼。

　　消息迅速传开，江西“剿匪”总指挥鲁涤平向蒋介石报告称：“龙冈之役，十八师片甲不留。”谭道源师从张辉瓒的全军覆灭中得出结论：敌不可敌。惶惶之中，想着走为上策。

　　岂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朱德在元旦这天发出全力消灭谭道源师的命令，指出“此次战争关系全局，各官兵不惜任何牺牲，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命令特别强调，须注意收缴敌人的无线电机不准破坏，还应收留无线电台机务员、话务员等。

　　王良对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的诞生特别上心，师部秘书长、后来的开国中将欧阳毅如是回忆：“我所在的第十师是这次战役的主力，电台也是我们师缴获的，要管理起来。王良师长和李赐凡政委便临时派我当无线电队的政委，王诤当台长。”王良让欧阳毅先把队伍建起来，当好他们的勤务员，保证他们的安全，同时让他们尽快理解红军的宗旨，做通思想工作。

　　欧阳毅一口应承后，王良郑重强调：“这些宝贝届时肯定要给总部，你要保证他们一个也不能少，否则拿你是问！”

　　欧阳毅做政治工作十分在行。一来二去间，他就感觉技术人员中不少人当了红军后仍有思想顾虑，他们对红军既不了解，又担心红军有朝一日变脸，遂在登记造册时用了假名。他耐心地向他们宣传红军的宗旨、政策，稳定他们的情绪，并从师部要来三个人当报务员，由此建起了一个红军无线电台的架子。

　　行军途中，时有敌机轰炸。红军对此已然司空见惯，并有一套应对办法，听响声就能分辨来者有无危险。一些老兵还敢跟敌机开玩笑，拿着扁担跳起脚要来“打飞机”。反正过来的新兵们没见过被飞机轰炸的阵势，开始紧张得不行。欧阳毅及时把他们疏散到大树底下躲避，适时安慰他们。

　　无线电收发报机电台机件很重，在山路行军中更成为沉重的负担。请来的几个挑夫觉得太苦，乘部队休息时溜号了。王良得悉，及时指示，绝不能让这些新加入红军的报务人员再挑，红军连俘虏都要优待，对科学技术人才更要格外关照。欧阳毅眼见一时找不来挑夫，就亲自来抬电台机件。一天，来到一处山坡临时休息，欧阳毅碰见红四军辎重队长赵尔陆，赵尔陆看着他磨破的肩膀，马上派来了几个挑夫支援，欧阳毅始得脱身。

　　一次战事空隙，王良主动来找吴人鉴、刘达瑞，关切地问：“你们跟着走了几天，还习惯吧？”他们眼见为实，红军部队里官兵平等的现象一览无余：士兵生了病，首长来慰问，还陪着到卫生队看病；吃饭时，官兵同吃一锅……在军队里难得一见的拥军爱民情景更是触动了他们：劳苦大众主动腾出房子让红军住，可红军指战员宁愿躺地上睡树林也不扰民，对送上门的瓜果、蔬菜、鸡蛋一定照价付钱……他们被深深地感动了，这真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军队，这样下去，终有一天会打败貌似强大的反动势力，新政权的诞生指日可待。

　　吴人鉴谈了自己的认识后表示，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得知自己参加红军后对亲友们进行迫害，也为了彻底告别过去在军队里“助纣为虐”的历史，他想改个名字，并借此表达投身革命重获新生的心迹。

　　王良说：“改名像参加红军一样，情出自愿，可完全自己做主。”他推心置腹地道出自己也曾改名，还说了在龙冈战斗中配合红十师打得最好的红十二师三十五团政委刘亚楼的改名故事：入党当日，为了革命更上一层楼，就改名亚楼，两年来他是上楼再上楼，二十一岁已是主力部队的团政委。

　　吴人鉴听后频频点头，沉吟片刻，道：“我这辈子就要跟同姓，王师长是我的革命引路人，又是黄埔学长，我就改姓王，名字也简单一点，就一个字‘诤’，诤友的诤，诤友也是良友，我永远都要把王师长当成良师益友。”

　　王良闻言大喜：“好啊，王诤，但你要记住，你可以是我的良友、诤友，但可不能只是我们革命队伍里的诤友，而要尽快成为的一员。”

　　刘达瑞也提出改名刘寅，说自己是寅时出生的，凌晨时分也是即将迎来黎明的时间，以名寓意，祝愿革命事业早日迎来美好的黎明。

　　得重大胜利，歼其半数以上不说，还缴获电台一部、电话总机三部、电话分机二十余部，被覆线达十五公里之多。

　　返回小布后，和朱德在临时总部接见了王诤、刘寅等人，欢迎他们加入红军，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和革命服务，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事业。

　　以前作战，通信都靠交通员跑腿传达联络，既慢又耽误事，井冈山斗争中，就曾因为联络不畅、送信不及时而造成失利。建立自己的无线电台，成了梦寐以求之事。因此，他对眼前这些科学技术人员，言谈间有说不出的倚重。

　　朱德了解情况后，说：“别小看这半部电台，你们先在这个基础上把工作搞起来，无论大小武器装备，今后自有敌人‘送’来，革命事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若不介绍，要是不经意在路上遇到，王诤一行任谁也不相信眼前芒鞋草履、衣衫褴褛之人，竟是大名鼎鼎的、朱德。当亲耳听到说的等到将来革命胜利了，全国的电台就让他们来管的话之后，王诤感动得眼眶湿润，更坚定了要靠“半部电台”起家的决心。

　　这支诞生于红十师的“特种部队”，连人带设备全部移交总部。“半路上的政委”欧阳毅仍留在红十师任原职，总部为他们调来冯文彬当政委。

　　1月6日，在宁都县小布龚氏家庙的东厢房里，王诤细心检修好机器，刘寅他们则在室外架起高高的接收天线。接通电源后，王诤轻轻打开电台开关，瞬间就听到耳机发出“唧唧”的响声。

　　正式架设电台开始工作，也标志着红军无线电侦察事业的开始。这一天，后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技术侦察情报工作创建日。王诤、刘寅也因此成为人民军队技侦事业的创始人。

　　王诤带着期待，带着他的无线电队，从成立第一天就开始了空中秘战。一是抄收的新闻电讯稿，供总部首长参阅；二是侦收敌人的行动信息，帮助总部首长及时了解敌军动向。红色信息在空中、在风中传播，每一条都耐人寻味，每一条都让人思虑或振奋。

　　红军和苏区被军分割包围，与外界几乎音讯隔绝，书报杂志奇缺，国内国际消息闭塞，因而王诤送来的各种资讯显得无比珍贵。在第一时间掌握情报，细加分析，再把时间的指针往前拨动，为胜利打下坚实的信息基础。他由此及彼，对王良最早发现并建起这支“听风队伍”大加赞赏。

　　1月28日，、朱德联名签署《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关于调学生学无线电》，称“我们成立了无线电队有半个月了，在这半个月的考察当中，无线电收音机所收的敌人的电报，确有使我们对敌人的位置和行动的侦探得到不少的帮助”，指出“要看清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更重要些”，要扩充无线电队的组织，各部即选送可造就的高小毕业或相当程度青年学生到总部无线电队学习，“以应急需是为至要”。

　　王良接到通知，当即要求欧阳毅在全师物色合适人选，不仅给予全力支持，还让人把缴获的食品等物，送去犒赏无线电队。这让王诤、刘寅十分感动，他们不仅有了用武之地，还涌起了尽心竭力工作、士为知己者死的念头。

　　2月10日，红军第一期无线电台训练班正式开学。亲自参加开学仪式，在讲话中要求学员学好本领，今后方能更好地战胜强敌。当时训练班的教学条件极其简陋，王诤等人利用身边的简易材料制作训练器材，悉心教授报务和机务，培养了第一批共十七名无线电通信人员。

　　为了不给红一方面军喘息的机会，很快发起了第二次“围剿”。为便于了解敌情，掌握战机，4月20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将小布的无线电训练班转移到总部的新驻地——吉安东固敖上村。5月15日，带着电台上了白云山，希望能够通过无线电侦察到敌军的行动。“嘀嗒嗒……”王诤、刘寅他们全神贯注，紧握耳机，日夜不间断监听敌军动向。

　　敌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压根儿就不知道红军掌握了电台技术，还用明码联络，一组电波尽被红军侦听截获：

　　胜由信息通。看到王诤、刘寅他们送来的抄报纸，和朱德看到了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曙光，迅速调整和集中优势兵力，将敌歼灭于运动战中。

　　5月17日，红军一举全歼敌公秉藩师，俘获其无线电队全部人员，以及一部一百瓦电台及全部器材。至5月末，红一方面军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支，第二次反“围剿”胜利落下帷幕。其中，缴获的电台器材、收编的电台人员，进一步壮大了第一支电台队伍。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专门成立了无线电队，下设四个分队。

　　6月2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福建省建宁县城召开会议，部署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分别配属前后方的十五瓦电台和一百瓦电台首次沟通，彼此互发电报，是为红一方面军第一次无线电通信，从此红军进入通信的发展时期，为后来中央苏区同中央建立顺畅的电讯联系提供了条件。

　　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的敌军电台及人员，不意竟成了红军无线电侦察、通信、新闻事业的起点。在逐步开拓中，一支红色的“听风部队”诞生了。有了这支躲在幕后却又“长牙带刺”的特殊部队，更利于决胜千里之外，再强的敌人也成了枯木朽株。王诤、刘寅因此成了红色无线电事业的创始人和电子工业的奠基者。

　　新中国成立后，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第三局局长（后改通信部部长）兼邮电部副部长、通信兵部主任兼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人民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等职，刘寅则先后担任过军委电信总局副局长、军委通信部第一副部长、电子工业部常务副部长等职。他们都为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电信工业，开创新兴电子工业立下卓荦功勋。当年的红三军团政委、后来的国家主席曾题词：“半部电台开创我军通讯事业先河，毕生精力贡献国家电子工业建设。”

　　见证了红色无线电通信从无到有光辉历史的这“半部电台”，在新中国成立后，存放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后人面对它，仿佛穿越时空，在历史的隧道里聆听开拓者们的故事。

　　（原文《靠半部电台起家的红军“听风部队”》刊于《名人传记》2025年第5期 文/钟兆云）